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辉煌成就,充分说明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它打破了西方道路是“唯一正确”“普世适用”的神话,有力地证明了各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合适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曾经试图借推行西式民主来实现民族复兴,例如晚清时期的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后的总统制、多党制的尝试等,但是都没有能够解决当时面临的时代课题。在中国领导下,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真实人民民主;坚持和完善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汇聚人民群众的智慧;确立和贯彻全面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基本方略,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民主水平不断提高,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有效行使,实现了秩序、效率和民主的协同共进。正是因为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硕果累累,奠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政治基础,为中国奇迹的创造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图为2017年3月在京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体会现场。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还将继续与时俱进,在扬弃历史与他国经验教训的原则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本国实际向前发展。面对中国民主所创造的辉煌成就,曾经主张“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对自己先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果,也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的生动证明,同时也破除了西方民主为普世价值的神话。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民主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从理论上讲,只有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民主才是好民主,而中国的民主政治正是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有效制度。同志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是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否适宜、合理、具有优越性的根本标准。中国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是因为其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

  在民主基础上形成正确的集中,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能形成全党全国的统一意志,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高效率地贯彻执行,有效避免了权力掣肘的问题。相反,西方民主培养的个人主义,难以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有效统一。正如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查理斯·泰勒所指出的,原子主义过分强调个人及个人权利对社会的优先性,把社会当作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他认为17世纪至今所有基于契约论之上的自由主义和从个人主义出发的功利主义都是“原子主义”。西方民主建构在原子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培养着原子主义的公民。在原子主义统治下的原子主义公民怎么可能不出现权力掣肘的问题呢!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雅安市汉源县永利乡古路村党支部书记骆云莲(左)在古路村六组和村民交谈。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在实现广泛的民主权利的同时,正确集中各方意见,协调不同利益,集体行使权力,科学作出决策,保证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够汇聚各个群体的意见、智慧、力量,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了共同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而西方民主虽然形式上体现为全民民主,但实质是资本的民主,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对此,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当前,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绑架政治的现象随处可见,院外集团、游说已成“制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现代治国面临一道离奇的悖论:要满足公众日益提升的需求,改革必不可少,但公众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这些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呢!

  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适应了中国历史与国情对政治制度提出的总体要求,保持了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提高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体现出鲜明的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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